不同规模的家具企业如何进行转型升级试验台

我国家具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以上的企业占比不到10%。大型企业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生产和管理的数字化，使其达到与其它现代产业同样的生产效率。那么，众多的中、小企业如何务实、渐进地推进现代化转型？

2010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对我国家具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我国家具业自身的发展也要求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升级，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国家具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更显紧迫和必要。

对我国家具业现代化阶段的认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具业迅速发展，已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但成熟度较低，其突出的缺陷在于未能全面实现专业化分工和标准化生产。其中有较为复杂的情况，家具业发达地区的生产水平与家具业发展中地区差别较大。前者的大多数企业中已基本实现标准化加工方式，专业化分工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但并未社会化；后者在主要加工手段上实现了机械化，但还保留有大量手工作业，基本没有实现标准化生产和专业分工。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很低的层次，很少有企业拥有制造信息平台和内部管理信息网络。在“第二次工业化”的知识经济社会，现代产业是建立在现代知识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家具业从总体上来说还未能成为现代产业。但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具业也必将完成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的家具业现在主要分布在以黑龙江、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华北，以上海、浙江、江苏为中心的华东，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以成都、新都、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等几个重要产业区，总的特点是沿海分布，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家具业随着东部的产业转移，也有较快的发展，建立了若干个产业区。这种经济地理条件为我国家具业实现“第二次工业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产业的现代化与地区的现代化虽然有内在的联系，但还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产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产业的现代化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它受到产业本身的历史、资源、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产业的现代化更多地取决于产业区内工业群的创新。

我国家具业的转型升级问题

我国家具业的构成十分复杂，虽然近几年来自北至南的产业区，在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方面趋于同质化，但是总的来说是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装备及管理水平也相差很大。

我国家具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全国8万家企业中，规模以上的企业（年主营业收入2000万元）约为4500家，占比不到10%，年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更不足5%。众多的中、小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取向也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模式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必须因地制宜地根据不同情况务实、渐进地推进现代化转型。为了使问题简化，文中仅把企业划归成两大类型，即大型企业（年产值在亿元以上）和中、小型企业（年产值在亿元以下，当然其中有非常复杂的情况）。

中、小型企业的现代化转型

大型企业的高新技术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目前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稟赋。因此，中、小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在我国家具业集中的产业区中，目前已开始出现产业集聚的趋势，广东深圳、山东临沂、浙江温州（苍南）、安吉、江苏海安、成都新都等都在筹划或实质性启动或已建成工业（园）区。这是我国家具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通过“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来实现工业化经济，从而进行现代化的转型。

（1）产业集聚中的产业链

产业的集聚必将产生新型的工业群或工业区。这种工业群（区）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家具是一种最终产品，它的产业链包括上游产业如木材加工业、人造板业、皮革业、纺织品业、金属制品业等，配套产业有胶粘剂业、涂料业、五金业、装饰材料业等。因此，如何与上游产业、配套产业合作，甚至利用经济地理优势，把这些相关产业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整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台升公司建立华东工厂，其中划出差不多一半土地来设立配套产业的工厂，并利用浙江嘉善本地的木材加工业和人造板业，形成与上游产业和配套产业互动的巨型家具工业园区，是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

（2）工业（园）区中企业及中介机构的形式

在集聚以后形成的工业区（园）中，企业是最终决定其发展的力量。企业的动力、活力、创新精神、约束机制和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力，是工业群内在增长的核心。

工业区（园）中的企业要进行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必须打破企业间壁垒分割的产业组织结构，即形式上在一个区域内集中了大批“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同行业企业，但专业化组织程度很低。工业区（园）要实现由终端企业、中间企业、配套及服务类企业组成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群，并与中介机构共同构成有很强“自组织能力”的系统或社会网络。

终端企业是直接面对外部市场的关键性的企业，因此它必须负责设计与销售两头；同时它又是产品的总装企业，所以它必须具备控制产品质量的能力和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保持工业区生产系统与外部市场之间的相对稳定关系。

中间企业是生产零部件或配件的企业，在工业区中，每一个特定的或某几个生产过程或辅助的工序由它们完成。中间企业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们掌握着大部分工艺技术诀窍，并有能力以多种创新的方式来运用它。

配套及服务类企业。家具业的配套产业有多种，如五金业、涂料业、装饰材料业等，而服务类企业如运输企业、信息咨询企业乃至餐饮业等，它们不仅为主体产业提供各类服务，而且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繁荣。

不同形式的中介机构，它们以地方政府为中心。这些中介机构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由政府委托的机构，诸如协会、服务中心、商务处、银行、培训机构，来处理有关工业区与当地经济的业务。

（3）产业集聚后的内生增长机制

产业的内生增长机制是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关键。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以效益为目标创造经济增长；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提供信息、沟通、自律、公证等服务。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协调、互动才能形成区域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

（4）在内生增长机制中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企业、市场与社会组织相互联动的“四元结构”。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组织理论分析，政府和企业同属层级（科层）组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在纯层级组织和纯市场组织之间，有一个宽广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上有着多种“经济类中间性体制组织”。从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发展的趋势分析，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这些经济类中间性体制组织可以说是整个经济体制组织中最有活力、最富于变化的部分，它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趋加强。

行业协会是典型的经济类中间性体制组织之一。它应是企业为本行业的利益和发展自愿组织联合起来，企业层级组织逐步市场化的一种组织形态。因此，行业协会决不仅仅只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它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中介。我国进入WTO后，市场规则正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行业协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甚至还是企业、行业与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各国经济组织、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中介。总之，行业协会作为经济类中间性体制组织，其中介的对象包括开放性市场结构中所有的体制性组织，乃至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个体。

行业协会的职能是在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美国、英国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形成的以企业自发组织和自发活动为纽带的“水平模式”的行业协会；日本、德国等带有较强政府行政管理色彩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则形成了政府的行政作用参与其中，大企业起主导作用，中小企业参与的“垂直模式”行业协会。虽然它们各有差异，但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功能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社会和政治情报信息的信息系统功能；政企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行业组织内部等多向的协调功能；制定行业标准、实施特殊监督等参政功能及其他专项职能等等。许多行业协会为了维护整个行业的利益，为能帮助成员单位共同发展，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甚至还形成了参与竞争、经营发展的职能。

在工业区中，协会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它实际上是工业区这个微观的社会系统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各个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利益通过它来调节，化解矛盾，增强凝聚力。例如意大利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工业区内必须强调协会的作用，理由是：

第一，为了使工业区内各个基本的工业部门与地方的政治和管理机构对工业区长远的发展目标进行讨论和对话，求得实现这种目标的途径；为了协调各个承担方的利益，各方的可信度和发展模式；为了促进各个工业部门的委托方完成这个目标，以扩大从属于地方生产系统的意识。

第二，为了在任何时候建立和保持当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确定地方性的共同的成交条件是必要的，它们对于协作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于在工业区内企业创新竞争力的提高，而不是扩大在契约上对劳动力供需双方可能存在的约束力不强的倾向。

第三，对于提供特定的团体利益，地方的凝聚力有助于找到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诸如组织为促销地方性的产品的贸易展销会，或者是为培训技术工人建立学校等。这种团体的利益取决于具体情况，它对开创和提高当地产业的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团体的利益沟通了外部经济，提高了现有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了进入新的贸易领域的门槛。

（5）工业区（园）必须加强诚信与社会信用建设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我国信用体制正面临着转轨。在传统体制下，信用资源由政府独家掌握，政府是唯一的信用主体。政企不分使得企业之间，企业和银行之间，甚至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直接或间接都体现为与政府的关系。那时企业、银行等并不是独立的主体，自身没有什么“信用”可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多元化了，资信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都要有自己的信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艰难的转变过程。

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如果失去了信用基础，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个别地方、个别企业和个人可能由于制假贩假、逃废债务、合同违约、担保不执行、虚假披露、侵犯知识产权、偷税漏税、行贿受贿等给自己带来一时好处，但整个地区要为失信行为支付巨大的成本。

意大利经济学家在谈到工业区的诚信问题时也指出：“在工业区内，一种类型的诚信是由于它属于同一社区的，所以其于分享的价值和行为规范是长时间的社会和经济实践所形成的，它们对于任何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种诚信是根据代理人之间多次的来往形成的，互相的沟通也十分容易，在相互间的贸易中可以预期到收益。第一种类型的诚信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资源，它的恩泽遍及工业区中的每一个成员。第二种类型的诚信更应该看作是一种个人的资源。”

我国家具工业区的诚信意识和社会信用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因为工业区中的个别企业的不诚信会带来整个工业区信誉的损失，所以对于工业区而言，诚信和信用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在我国家具业现代化的转型中，中、小型企业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实现“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如果能以这种“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方式来形成工业化经济，同样能具有高度的竞争优势。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的应用来实现中、小型企业的现代化转型。期望全行业勇于改革，锐意进取，大胆创新，为实现我国家具业的全面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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