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佐推进五个转变解决农民增收阶段性突出问题匍茎榕

张天佐：推进＂五个转变＂解决农民增收阶段性突出问题

张天佐：推进＂五个转变＂解决农民增收阶段性突出问题

近日，我国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天佐针对全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五大转变。在农民收入增长进入节点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进农业工作的进步是一个需要多方协调完善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严重倒挂的持续，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增收形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农民收入增速下降趋势明显。2015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以及2016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8.9%、8.3%、8.1%、7.5%、7.0%、6.7%、6.5%和6.2%，增速逐季回落。从收入来源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两大支柱，近年来二者的增收贡献双双走弱，对农民收入走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04—2013年，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从65%下降到27%，工资性收入贡献率由26%上升到60%左右；2014—2016年，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回落到46%左右，经营净收入贡献率仍保持在26%左右。　　二是农民收入增长已经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农民收入增长始终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农民收入增速也两次急剧下降，并且低速增长都持续几年时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到7%以内，仍有进一步下行压力。而且，现阶段农民增收面临的环境要比以往更加复杂，面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和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双挤压、农民工外出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增速双下降、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双放缓的局面。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新旧动能的对冲转换，使得农民收入增速放缓的趋势将持续一个阶段。　　三是农村地区群体间的收入日趋分化。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机会以及个人的家庭条件和发展能力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收入差距。总体上，中西部地区、传统农区、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增收渠道较少。2015年，农民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甘肃的3.35倍。全国有60%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20%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86元，20%高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014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2%；2015年与2013年相比，前者增长7.2%，后者增长22.0%。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连年下降的势头再度发生变化，由上年的0.462上升到0.465，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种粮农民由于粮价下跌出现收入减少，加剧了收入分化。　　四是农民增收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由于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加之农产品总量需求依然旺盛，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依然充裕，直接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选项较多。例如通过提高收购价格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推动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而现阶段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民收入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越来越高，农业已经过了量价齐升的阶段，农民工总量增长大幅降低，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和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带来一时的收入增长，但也会进一步加剧供求失衡，政策制定面临的两难选择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创设直接支持农民增收政策的难度在不断增大。　　总体上看，农民增收又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促进农民增收既是一场硬仗，也将是一场持久战。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民增收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在面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政策体系，挖掘增收潜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另一方面，要着力在点上做文章，根据农民增收面临的阶段性突出问题，调整工作思路和方式，聚焦重点难点，推进五个转变。　　一是在目标上，从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更加注重提高增收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幅几经起落，说明收入增长的脆弱性还没有根本改变。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收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提速，让农民更快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现阶段，农民收入基数已经明显提高，下一步工作应更加关注提质。在确保增速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强化增收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出现大幅波动。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稳定增收渠道，拓宽增收来源；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全面构建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　　二是在对象上，从支持农村人口普惠增收向重点支持特定区域与特定群体增收转变，更加注重普通农户和贫困人口。现阶段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中，普惠性政策多、投入大，差异性政策少、投入小，传统农区和普通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基础差、能力弱，增收面临更大困难。下一步，应从完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基本建设项目安排入手，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将有限的政策资源更多地向增收困难区域、群体特别是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者倾斜，加快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的快速增长。　　三是在手段上，从主要通过产业发展带增收向兼顾利益联结共增收转变，更加注重各类主体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从完善政策的角度看，目前产业扶持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发展后的溢出效应，农民一般只享有部分终端收益。下一步应把农民增收深度融入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让农民全程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合理分享各环节增值收益。为此，应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支农资金投入使用方式、构建新型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农村生产要素获得合理收益创造有利条件。　　四是在渠道上，从主要挖掘传统动能向同步培育增收新动能转变，更加注重打好政策组合拳。目前，农业生产经营和劳动力转移就业仍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传统动能需要继续挖掘潜力。近些年来，随着各种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的不断进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机会和空间，新动能需要加快培育做强。下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应在新旧动能两端同步发力。为此，需要更加精准的制度设计，强化政策的协同配套。应加快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优化农村就业创业环境、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各方面工作，加快传统动能改造提升，促进新动能尽快成长，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多轮驱动。　　五是在制度上，从主要直接支持农民增收向同步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转变，更加注重全方位增强农民的获得感。促进农民增收，出发点是要让农民有更充分的生产生活保障，有更多的获得感。在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可以让农民得到实惠、增强获得感。当前，农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额依然较低，二次分配应当更加向农民倾斜。中央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目前看，城乡居民收入仍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为此，应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为目标，尽快建立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让农民有稳定的生活预期，不致因收入波动而陷入困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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