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的融合羊茅

吴为山：中国人文精神与城市雕塑的融合

4月28日消息：城市文化常常聚焦于城市雕塑。何以使城市雕塑成为美丽中国的文化坐标？成为实现中国梦伟大征程中的时代纪录？本刊特约著名雕塑艺术家吴为山撰文，讲述这一历史命题。

吴为山，具有国际影响的雕塑艺术家。曾荣获卢浮宫国际美术展金奖、英国皇家“攀格林奖”、首届中华艺文奖、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

20多年来，他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题，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500余件历史人物雕塑，其作品目前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永久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及欧美重要博物馆。

我国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最为可贵的是人们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充满生机的时代气象。而反映时代最为直接的是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的代言常常聚焦于城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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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它不像西方那样，每一个历史时期均有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纪念性、象征性雕塑。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到历史的延续、审美的嬗变。

当然，中国雕塑史上也有零星的可称得上城雕的作品。如西汉时期，陕西省长安县昆明池东岸的花岗岩雕塑《牵牛像》、《织女像》，就注重将人物置于特定环境中，是中国城市雕塑的萌芽。可惜在这之后就断层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汉口、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殖民主义的雕塑，如《巴夏礼铜像》等。那是西方艺术家所塑的“西方英雄”，强加于中国土地，系殖民主义教化所为，有辱于中华民族。

自1929年始，江小鹣作孙中山先生铜像，1934年刘开渠作《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战士纪念碑》，标志着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崛起！它的崛起，一开始就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连在一起，体现了一个觉醒的民族求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不畏强暴的独立自主精神。因此，当代城市雕塑的建设，要弘扬这种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时代的人文精神。通过文明、开放、广博、前瞻等因素使城市雕塑成为现代文明的载体与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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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深处的灵魂所在，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是哲学、宗教、艺术诸因素综合的结晶。

中国人文精神不仅包涵了道家思想的元素——水的特性：沛然适意、任性旷达；禅家灵性的元素象征——风的特性：自由卷舒、不羁于时空；儒家中和、阳刚、狂狷之气，更包涵了中国人的精神，著名学者辜鸿铭将这种精神归纳概括为温良、灵敏与坚毅。因此，中国人文精神的主体是历史大潮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他们是时代的标领，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资源。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人物是人民的杰出代表，每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象征一段历史。人物精神的修炼所引起生态结构的造型特征构成了人物完善的形象，其本身便是形神相济的精神塑像。在社会转型、价值取向多元的时期，雕塑的核心当是歌颂、弘扬崇高向上的民族精神。因此杰出人物的雕塑便成了城市文化的主导。

中国“塑人”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感叹：“塑菩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开始塑人了。”从雕塑艺术漫长的宗教功用到“塑人”，不仅标志着艺术家对现实的关注，更说明了艺术家用雕塑手法来表现人、人的精神、人文精神的内在需要。

上个世纪20年代留法回来的李金发塑教育家蔡元培，塑画家黄少强……“五四”运动给中国的文化注进了新精神。这期间出现的人物塑像是艺术家借鉴西方雕塑方式，直观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开始。之后从50年代始，留学苏联的雕塑家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式创作了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的雕塑作品。这是雕塑史上的里程碑。它告诉人们：其一，写实性、纪念性的人物雕塑以独立的艺术形式走向了公共空间；其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精神成了雕塑的重要内容；其三，雕塑是反映现实生活、歌颂英雄劳模的重要手段。

遗憾的是“文革”政治因素导致新偶像运动的兴起。那种朴素的写实风被概念化、公式化的“高、大、全”模式所取代，如同宣传画一般的工农兵形象及领袖标准像盛传于大江南北。80年代初始到处升起的科技电子符号和不锈钢大球，被冠以“黄河明珠”、“长江明珠”、“开发区大有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近年来，各地文化一条街处处出现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明、清、民国人物，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拉黄包车、贴烧饼、卖糖球的……或者，在下沉式广场、喷水池，搞几个西欧街头的座椅与灯柱，谓之“文化广场”。这一阶段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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